1978年12月初招财猫配资，北京飘起第一场雪。就在这天傍晚，海淀区教育局里躺着一封信，收信人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。写信人刘源，22岁，父亲是已故前国家主席刘少奇。信虽短，却事关一次迟到的高考机会。
高考恢复刚满一年，报名条件仍有诸多“附加条款”。刘源在报名窗口被工作人员礼貌却坚定地挡在门外，对方的理由简单粗暴：“政治历史问题没搞清。”这六个字堵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当天夜里，刘源把经过写进信里，他斟酌再三，加了一句并不确定能不能打动收信人的话——“家父若在，一定支持青年读书报国。”写完已是凌晨两点。他将信交给母亲王光美，请她设法送出。王光美心知肚明：在那个时间节点，能拍板的人屈指可数，邓小平是其中之一。
此前的十年，刘家几乎被撕碎。1966年11月13日，天安门城楼上，刘少奇问邓小平一句“最近怎样”，得到的回答只有“学习”。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对话。三年后，刘少奇客死河南，身份被写成“刘卫黄”，家属无从闻讯。那段经历，让仍在求学阶段的刘源对“命运”二字有了刺骨的理解。
1977年底，全国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年轻人鱼贯走进考场。刘源也去现场，却没资格报名。原因仍是“有问题”。他回到家，看着窗外欢呼的同龄人，忍不住嘀咕：“轮到我招财猫配资，难道还要等十年？”
转机来自1978年夏。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，提出“凡是错案，一律纠正”。中央文件虽已下达，但真正落地还需层层传达。地方教育部门对“刘少奇之子”这五个字依旧忌惮，一纸报名表因此被搁置。刘源决定冒险，把信写给邓小平本人。
几天后，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把刘源的信呈到邓小平案头。老人在阅批栏留下一行极简批示：“同意”。末尾没有任何附加意见，也没有任何保留，只有两个字。邓小平的秘书回忆，当时他抬头说了一句：“孩子读书天经地义。”
批示传到北京市教委，流程几乎在一天内全部打通。原定招生时间早已过去，市里临时为刘源补办手续，再次开放考场。这个细节在当年教育口内部被称作“破例办”，却无人反对。没人愿意在“同意”两字后面再设门槛。
12月最后一场考试来得仓促，但刘源依旧拿到了不错的成绩，被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录取。录取通知书送到团结湖家属院时，王光美把它贴在墙上，沉默了很久才说：“你爸生前常讲招财猫配资，知识改变中国，这话没错。”
刘源入学后的第一个寒假，人民大会堂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。会议期间，刘少奇案件复查组的材料相继送到政治局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指示：“事实足够，按程序走，不能拖。”与当年高考批示如出一辙，言简意赅，却掷地有声。
1979年春，王光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。开会那天，她步入会场，台上的邓小平率先起身。紧接着，胡耀邦、陈云等领导也站了起来。掌声持续了几十秒。有人悄声说：“这一下，刘少奇的问题八成要解决。”
同年冬，中纪委向政治局提交《刘少奇案件复查情况报告》。会议室里，邓小平强调一个原则：“既不拔高，也不贬低；历史怎样，就怎样写。”短短一句，定下了对刘少奇的最终定论。
1980年2月，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《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》。文件公布当天，北大、清华、北师大三所高校自发组织师生讨论。北师大历史系的一间教室里，刘源坐在最后一排，记录下发言中的一句话：“历史是有记忆的，挡不住。”
追悼大会定于5月17日。邓小平亲自执笔悼词，用了“忠诚、坚定、实事求是”九个字概括刘少奇。会后，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：“今天补了张欠条，时间有点晚，但必须补。”
刘源没有被安排在主席台，他站在普通来宾席。散场时，一位年长干部拍拍他的肩：“好好念书，别辜负那两个字——同意。”
1980年代初，刘源完成学业，被分配到总参系统，后历任军职。许多人不一定了解，他军旅生涯的起点，其实是一份被延迟的高考通知书。而那份通知书背后，是邓小平仅有两字的批示，以及一场对历史真相的坚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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